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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以后每当爸爸在暴动现场时，他应该会深刻感受到香港警察不只是为香港700多万人而战，而是为全中国人民而战。爸爸和他的同袍不再是孤军作战，因为国家是香港警察的最强后盾，全国人民的祝福是他们最大的力量。代父提笔，我在此谨代表爸爸衷心感谢内地14亿同胞给予香港警察的支持！因为你们，再漫长的黑夜总会过去；因为你们，再强大的敌人也会灭亡。

第三个问题，当工业化发展到现在，要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或者说推进经济发展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主要提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去“工业化问题”；二是推进高质量工业化；三是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一是如何有效预防“去工业化”。在去工业化理论里有两种工业化，一种叫过早的去工业化，一种叫成熟的去工业化。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0%以后，制造业所带来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都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服务业效率提高能够承担支持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时制造业占比降低被认为是“成熟地去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工业占比到20%就不错了，甚至有的比这个还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经济会出现所谓经济服务化，服务业占比到80%或更高。但是，工业占比在降低之前，工业里的制造业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一定要得到充分发挥。只有依靠制造业经济才能发展，这是立国之基，兴国之本，强国之器。只有制造业发展，你才会有技术创新效应，同时向前带动农业，向后带动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如果离开了制造业、离开了工业，服务业没有依附的东西，那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这种产业关联效应很大。另外通过制造业出口来赚取外汇，这是外汇储备效应。但是，如果制造业没有占比那么高，或者说第三大效应还没有充分体现的时候，制造业过快的下降，被认为是过早的去工业化，往往会掉入中等陷阱。而中国现在恰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制造业占比过快的下降，我们有可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现在中国还没有过早的去工业化问题，但我认为这些年已经开始有一个过快去工业化问题。虽然没有达到真正的去工业化，但由于服务业占比提升速度过快，制造业占比下降的速度过快，就存在过快的去工业化。到了一定阶段，去工业化或者说制造业占比下降，这个趋势是正常的趋势，但你不能过快。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速度的确过快。1978—2011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0.6个百分点；2011—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1.5个百分点。英国经济学家伍德（2017）的研究表明，1985—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增长了21.3%，远远高于世界各类国家

第四，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突出既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效率和能力提升又具有竞争中性特征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一是避免使用加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结构性产业政策，尽可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现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实施公平国民待遇、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等方面提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认为明确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二是针对我国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将公共资源更多投向新型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方面来，包括：针对目前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组织方式不能有效解决国家战略性技术任务攻关的问题，建设独立的、跨学科的、任务导向的新型国家实验室；针对目前我国各类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公益性不够、效率不高的问题，借鉴德国弗朗霍夫、台湾工研院、韩国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成功经验，吸收海内外高层次新建“中国工业技术研究院”；针对中国产业政策重结构化政策、轻合理化政策的问题，吸收美国制造业扩展项目和日本技术咨询师项目经验，推出中国的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项目和公共服务组织建设。

事实上，我们的保险机构在这个方向已经迈开了坚实的步伐。我们注意到，90后一代人中，大概有四成拥有保单。在这其中的2013-2017年五年当中，90后的年轻人在投保的件数以及投入额上都进入发展快车道。特别是2015-2017年，这个趋势更加明显，90后的市场前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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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乌镇模式？三十年的策展生涯中，独立策展人冯博一和不同的机构打过交道，他认为乌镇举办艺术展“条件充分”，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这是其他艺术机构难以匹敌之处。在他看来，目前当代艺术的困境中，一种是主办方想做高质量的展览但是苦于没钱，另一种美其名曰艺术介入乡村，实质却是利用资源“祸害人”。